钱穆:我坚信我们的民族,还有其更伟大光明的前途
钱穆先生是现代中国史学大师之一。他身材瘦小,其貌不扬,没有像样学历,一生命途多舛,然而,就是这样一个羸弱的身躯里,却分明可见中华民族万古长青的精神。
汉朝人说,“生年不满百,常怀千岁忧”;李白说,“身长不满七尺,而心雄万夫”,钱穆先生,庶几近之。
今天群学书院周末声音周末声音与大家分享的,是学者钱穆先生为自己的讲演集《中国历史精神》撰写的序言。在这篇区区几百字的序言中,钱穆先生指出,“我认为中国不仅不会亡,我坚信我们的民族,还有其更伟大光明的前途”,这也是我们所瞩望于中华民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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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学书院周末声音
我坚信我们的民族
还有其更伟大光明的前途
文 | 钱穆
图 | 傅抱石
朗读 | 逸云
本人年轻时,是一个失学的孤儿,未能从先生好好进学校。记得在四十四、五年前,我尚为一小孩子,那时便常听人说中国快要灭亡了,快要被瓜分了,我们中国就要做印度、波兰之续,被西方列强灭亡瓜分。
当时听到这种话,就感觉到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。究竟我们国家还有没有前途呢?我们的民族,究竟还有没有将来呢?我常想这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,其他问题不值得我们再考虑了。
恰巧在那时, 我读到了一篇文章, 就是梁任公先生的《中国不亡论》,他认为中国是决不会亡国的。我读了这篇文章,无异如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,刺激我,鼓励我;中国还有前途,民族还有将来,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还有其意义和价值。
但我在那时一般的悲观空气弥漫局面之下,还不能真切相信梁先生的话。我还是怀疑,中国究竟能不能不为波兰、印度之续,而不被灭亡和瓜分呢?
当时,我只希望梁先生的话可信,但还不敢真信梁先生的话。因为要能证明梁先生这句“中国不亡”的话,才使我注意到中国的历史,我总想知道一些已往的中国。
我常想,我们要知道明天将来的事,总该先知道一些昨天过去的事。这样经过了四十多年,直到今天,这一问题,始终盘旋在我心中。到今回想,这四十多年的中国,也实在依然是黑暗混乱,内忧外患,使人悲观。但对梁先生“中国不亡”这四个字,开始在我只是一希望,随后却变成了信仰。
我认为中国不仅不会亡,甚至我坚信我们的民族,还有其更伟大光明的前途。证据何在呢?我敢说,我这一个判断,固然是挟着爱国家、爱民族的情感的成分,然而并不是纯情感的,乃是经过我长期理智的检讨,而确实有其客观的证据的,这证据便是中国已往的历史。
所以我自己常说,我此四十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,并不是关门研究某一种学问,而是要解决我个人当身所深切感到的一个最严重不过的问题。
今天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,在我自己,已像是宗教般的一种信仰,只要有人肯听我讲,我一定情愿讲出我知道的一切。
《中国历史精神》
钱穆 著
九州出版社2011年
中国文化精神应该称为"道德精神",这种道德精神是"做人"的理想标准。
春秋时期鲁国上卿叔孙豹出使晋国,晋国上卿范宣子问他:人生如何能不朽?叔孙说:"不朽有三,立德,立功,立言。"身体仅是工具,衣食是维持工具的手段,除了我们曾经的行为,还能去哪里寻找生命的存在呢?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的生命。孟子说人性向善,那么善就是道德精神,能得到所有人的共鸣,只有"向善"的行为,所谓"立德,立功,立言",才能把握生命的共性,活在后人的心里。这就是不朽。
中国的文化精神不是讨论物质的本质和世界的本源,而是人生的问题。道德不是外界的束缚,而是人心内在的要求。人心最大的要求莫若"爱"和"敬"。人爱我固然使我快乐,而我爱人亦能使我进入快乐的境界。最早的古代没有丧葬,人死了就扔到野外。某天某人偶然看到野狗噬咬的尸骨正是自己的父母,不禁额头出汗,于是立刻回家取了锄头,回来将尸骨埋了,这即是古代葬礼的开始。那时候还不说什么道德和孝,也没有圣人无端定下礼制,他的行为来自内心"向善""爱敬"的天性。道德本在我们心里,而不在环境中。这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,只是人生的经验和实际。在这种文化精神下,人类才能借个人几十年的"自然生命"为舟,渡进历史几万年的"文化生命"。
陆象山说:"我虽不认一个字,却要堂堂正正做一个人。"传统观念中,立德为首,功,言次之。关羽是历来为人尊敬的人物,论武功,三国时期有一吕二赵三典韦,论战功,关羽败走麦城,后世拜关公还是因为"忠,义"这两个字。
人生可以分成内外两部分看。《易经》里面所谓"开物成务",开物是创造,成务是做事,这两项是人生的外在。古人讲"正德,利用,厚生","利用,厚生"就是开物成务,是人生的外在,与物质有关。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“正德”,即人生的内在,人生的道德和理想。以中国文学为例,并非因为屈原创作出《离骚》才成为屈原,而是因为他是屈原才能创作出《离骚》,因为他是陶渊明,是杜甫,因为他们的人格,意境和胸襟才创作出上乘的文学作品。文以传人,文以载道,才是文学的最高理想。
"文化"这个词,《易经》有说"人文化成",什么是"人文"?人文就是人的"花样"。中国文化是"人本位",道有"显隐",有"消长",但是"道不远人,道不离人。"因此说:"文王既没,文不再兹乎?"中国文化的这种"内倾性",体现在于"君子以自强不息","天运循环,暑往寒来""三军可以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""德不孤,必有邻""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"等等。《中庸》说:"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",最容易见的反而在隐处,也就是人心,最显著的力量反在轻微处,也就是人的言行。
物极必反,道却无所谓进步,所谓"东海有圣人,西海有圣人,此心同,此理同。"人虽有存亡,中国不亡,中国文化不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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